1971年9月13日夜，京城秋雨未歇，灯火在雨幕中摇曳。叶剑英刚从作战值班室出来，头发已经被风吹得凌乱。一份急电摆在案头——毛主席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，由他主持军委办公会议，处理一切日常军务。电文语气简短，却透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。叶剑英放下电报，默默系紧军大衣衣扣，随后写下一封请示报告。笔迹沉稳，唯在收尾处漏出他少见的犹豫：担心工作做不好，误了大事。
短短数行，传递了两层意思：一是对主席的绝对信任；二是对局势的清醒判断。那一年，“九一三”阴影尚未散去，各大军区风声鹤唳，情报口反馈——“人心浮动，枪口未必一致”。叶剑英必须在最短时间，把部队思想拉回正轨。
第二天傍晚，叶剑英应召进中南海。屋里灯光柔黄，毛主席躺在藤椅上，喘息略重，却仍目光如炬。主席并未寒暄，开门见山：“军队的问题不少，要下决心整顿。”说罢抬手比了个“紧”字的手势，示意时间宝贵。叶剑英站得笔直，只回了一句：“请主席放心！”
这样干练的应答，与四十年前在江西初识毛泽东时并无二致。1931年4月，瑞金。年轻的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参谋，刚进会场，就听到项英提出“转川建根据地”的撤退方案。大多数同志点头附和。毛泽东却反对，主张就地迎敌，诱敌深入。叶剑英端坐一旁，心中飞速权衡：兵力对比、粮秣、地形、民心……最终举手支持毛泽东。这一票，让毛泽东侧目，也让两人从相识到相知。
随后的二次、三次反“围剿”，事实证明判断正确。叶剑英对毛泽东的敬服，源于战场的胜负，而非空洞理论。那种心悦诚服，比任何誓词都牢靠。
时间跳到1935年。红军行至乌蒙山区，张国焘阴谋分裂，密令“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电报先落入叶剑英之手。他冷静装入衣袋，转身回会场，脸色如常。夜半，他冒雨奔赴毛泽东驻地。“情况紧急。”两人对视片刻，话不必多说。三日后，中央率一、三军团北上，脱离险境。毛泽东后来打趣：“要不是剑英递纸条，我这颗脑袋怕是保不住了。”一句玩笑，道尽信任。
抗战胜利，解放战争转入决胜阶段。1949年10月14日，广州解放。叶剑英身兼广东省政府主席、广州市长，任务是“管治安、护民生”。可国民党特务埋伏遍城，两次空袭炸弹落在市政府院内。一次，叶剑英乘车归府，后方卡车突然扫射。坐车司机急打方向盘，子弹削裂车门。警卫还击，匪徒仓惶逃遁。毛主席获悉后，亲发“AAAA”级加急电报，要求“用一切可能力量迅速侦破”，叮嘱“剑英同志行动特别小心”。“AAAA”四个加粗字母，往后多年极少再见，可见主席对叶剑英的珍重。
再回到1971年。毛主席深知军队动荡之害，故把最艰巨的担子交给叶剑英。叶剑英接手后做了三件事：迅速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进京，逐条解读中央文件；请总参谋部连夜复点各部队实兵实弹数量，防患未然；随后奔赴各大军区，连夜开会，讲话掷地有声——“枪口只能对外，不能对内”。饰以简洁标语，却让战士们心里有了主心骨。
12月22日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颁布。中南海怀仁堂里，毛主席领唱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声音沙哑而有力。叶剑英随后发言：“换位置，不换立场；调人马，不调忠诚。”话音落，各司令员齐声应诺，气氛一下子凝聚起来。
难得的是，叶剑英不是只动嘴。他亲自下到北京卫戍区靶场，看战士实弹射击。风大，靶纸被吹得猎猎响，他却在旁边站了整整两个小时。回到指挥车，手掌磨出血泡。警卫递来药膏，他只是摆手：“现在疼，战时就不疼了。”
1976年9月9日凌晨，叶剑英到中南海值班。医护人员冲出病房，请他进去。昏暗灯光下，毛主席抬手作了个轻微的召唤动作，喉间却无法发声。叶剑英俯身握住那只骨节突出的手，两人无言相望。几分钟后，他才缓缓退出。走廊很长，脚步声很轻。窗外的夜，静得能听见松枝摩挲。
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主席想说什么。叶剑英此后每忆及此，总要沉默良久。有朋友低声问他：“是不是还有什么指示？”他苦笑，一挥手，久久不发一语。
到了晚年，叶剑英谈起这一生，最在意的仍是军队的正规化。他常说，当年要是没有及时整顿，可能再强的装备也打不了仗。话虽轻，却提醒后辈：纪律与信念，比枪炮更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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